军中趣事

军中趣事

文 | 戴滌新

我叫戴涤新，于1971年1月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在8023部队546医院服兵役五年。部队的生活至今让我不能忘怀。就先从当兵说起吧。

 一、当兵

我于1968年12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，到父亲的老家山西省襄垣县戴家庄插队落户。同去的有我二哥。后来我堂弟，二叔的大儿子也从天津来山西插队。我们兄妹三人正式成为了“知青”，和村里的老乡们一块战天斗地，春耕秋种，割麦收秋。

两年后，我堂弟入伍沈阳空军。有一天，突然接到我父亲一封信，问我和二哥愿意不愿意当兵？我二哥当时已立志扎根农村当农民。我很愿意当兵，因为文革中军人地位很高，当兵是当时青年人最向往的职业。所以我马上回河南，踏上当兵之路。

在河南，我和同去当兵的杨新芳，刘殿华等一起踏上西去的列车。火车要走三天三夜呢！我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，坐着硬座一路向西。心怀兴奋与理想，也不知道累，就这么坐到了乌鲁木齐。

到了乌鲁木齐，正是寒冬腊月，地上全是从未见过的压得实实的积雪路。我们穿着大头鞋，住在新疆军区新兵转运处等待分配。外边满走廊都是新兵，还有好多维族兵。

几天后，546医院的陈祖德参谋到新疆军区接兵，我们三人就随着陈参谋踏上去546医院的救护车。同车的还有新疆军区的子弟：刘永红，王新华，杨爱伶等。

到了新兵连才知道，来的女兵巳经够三个班了：有新疆军区的子女，还有河南来的十几个人。大家都住在一楼宿舍，睡大通铺，一个班住一个房间。当上了新兵，大家都是兴高采烈，看什么都新鲜兴奋。

二、紧急集合

新兵连记忆最深的是紧急集合。当急促的哨声响起时，大家都紧张地心跳加快，手忙脚乱地打背包，穿衣服及大头鞋。我现在有时还想：幸亏大家都打地铺，如睡双人床，肯定有人会从上边翻滚下来。

在哨声不断催促下，班长带领大家背着打好的背包集合站队，立刻跑步前进。我们这些新兵本来打背包时就手忙脚乱，有的背包打得也不紧，跑着跑着背包就散了，只能抱着被子跑。

我们班的小李珠，两只大头鞋穿反了，再加上跑步，摔了个大跟头，把鼻子磕破了，满脸是血。

班里的姚春玲，个高挺拔，走队列总当排头兵，是队列训练的标兵，但她最怕紧急集合。那时候大家也都没有表，姚春玲每天早上天还黑黑的就悄悄起来，打好背包等着集合；有时吓得睡觉都不脱衣服，只怕赶不上大部队。

记得当队长带着紧急集合后的大队伍跑一圈回来，把最狼狈的一些新兵，叫到前边站成一排。看到面前歪戴帽子、大头鞋鞋带未系、抱着被子的一群新兵，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。直到现在，听到急促的哨声，还能使我立刻回到那个紧张的时刻。

三、新兵拉练

新兵训练快结束时，连队搞了一次拉练。记得那次天上下着小雪，大家背着背包，挎着水壶和挎包，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了。我们班大约有4～5只步枪，大家轮流背着。

最初还挺新鲜，大家唱着歌，走得很起劲。但渐渐的歌声小了，也累了，背这些步枪也就成了我们几个年龄大些战友的任务。杨新芳、王丽霞和我成了主要劳动力。我们找了根木棍，两个人挑着班里的枪，像是押着俘虏挑着缴获来的枪呢！

天擦黑时到了一个叫曲惠的村庄，我们住在一个小学校里。村里有好多维族人，哪见过这么多女兵呀！他们围在房子旁边，还吹口哨。估计把队长们也吓得够呛。正好有一个男兵连队也拉练经过这个村庄，本来人家还要往前走，队长和他们领导商量后，让他们晚上也住在这，给我们当保镖。当晚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，第二天就赶紧打道回府，结束了这次拉练活动。      

除了新兵连，在部队印象最深的还有几件事。

四、部队轶事

记得大约在1975年，儿科派我到核爆场区201医院工作。当时，在201医院的还有乔克。有一次我们从546医院回场区，当时是核爆炸空爆后的第一天，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（注：如果不是有任务，路上车还挺多的）。

在途中，我们的救护车超过了前边的一辆车。向前开了几个小时后，天慢慢黑了，突然，车哼唧了几声开不动了。司机下车检查，发现油箱漏了，没油了。这下大家都傻了眼，怎么办呢？

那时候也没电话，冬天去场区的路上天寒地冻，那温度可是绝对得冷嗷，估计要在零下二十几度！如在车上过一夜，估计要冻成冰棍的。

我们一愁莫展，可怎么办呢！这时远处出现了两道车灯，刚才我们超过的那辆车开过来了。到了我们车旁，司机马上停下来，问清情况后，答应回去找车给我们送油。车走后，司机带我们赶快用肥皂把那个油箱的漏洞补上，说这样待会油来了可以灌进去不漏，能开回场区医疗队。

然后我们就等哦等哦，再没有一辆车开过来……。不知道等了多少小时，冻得我们穿着皮大衣也发抖时，对面老远处看到了一束车灯，是医疗队长内科的刘主任借邻居连队的车来接我们。太兴奋了！我们得救了。那会儿真体会到了被解放的感觉！我们暗自庆幸，幸亏我们超过了一辆车，否则要在戈壁滩冻上一夜了。

说到救护车，又想起好多趣事。当时冬天特别冷，拿抹布擦桌子立即结一层冰，手挨着铁东西好像要粘上去，泡镊子的消毒水全部冻成冰块。如果要开车，先拿喷火器对准水箱加热，然后发动车。就这样，一般也发动不着，司机就反复打火。真打不着了，就全医疗队的人推着汽车在院里转圈，直到汽车发动着为止。刚开始像是运动会大家劲头十足，推几圈就累了，想着这车怎么还不发动着呀！那时的车质量不行。现在都是电子打火，没机会推车了。

五、坐飞机

我和乔克在医疗队的时候，恰逢要进行一次空爆。空爆时，医院还会派一支医疗队来配合任务。

我们医疗队刚好遇到了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吴德昌出了车祸，颅脑损伤，急诊送到了场区201医院。鉴于场区医院没有进一步治疗的条件，立即向上级汇报，急调直升飞机要把吴专家送到546医院。我们做为201医院的医疗队人员，要派一名护士随行。

201医疗队的护士就是乔克和我。知道我没坐过飞机，乔克主动先发言，说“我坐过飞机，让戴涤新陪着吴专家回546医院吧。”这样，医疗队的王队长和我坐着紧急调拨的直升飞机把吴专家从场区送到546医院。

飞机升空后除了轰隆隆的声音很大外，倒也没有别的不适。飞机很平稳，吴专家病情也稳定，很快就看到了546医院。医院东边天山脚下，茫茫戈壁就是天然的飞机场，地上做了一个大大的记号，飞机平稳降落后扬起了很大的风沙。

医院外科的医生和担架早已在等候着我们。飞机平稳降落后，病人被担架护送紧急入外科治疗。王队长和我顺利完成了护送病人的任务。

王队长对我说：“我和场站联系一下，如有飞机进场区，我们还坐飞机回去。”我当然高兴了，本来就没坐过飞机，这次又有了第二次机会。

王队长和场站联系后说，下午正有一架“安二”飞机要从兰州过来去场区，让我们赶快过去。就这样我和王队长又坐着“安二”回到了场区，乘客就我们俩人！专机呀！你说我幸运不幸运，一下子坐了两种机型的飞机。

现在回想往事，就一直想谢谢小乔克。比我小那么多，有这样好事主动让给我，真是个善良可爱的小妹妹。我会牢记一辈子的。

附件：下面是何莉看到我写的坐飞机的经历后写的留言：

何莉：涤新好！记得，而且难忘！那个专家叫吴德昌，后来是236（军事医学院科学院）的副院长。他因车祸脑部受了重伤，用苏联米—4送回医院，在前面戈壁滩降落。巨大的引擎卷起沙土，把前来接吴教授的医生护士吹得满身黄土！

那次核试验来了很多知名人士，新疆军区杨勇司令员夫妇，还看见了“二弹一星”元勋邓稼先（后来才知道的，他化名）。当时还有病号：三队的叶立润，也是技术尖子。还有张肃玲家先生，都是我心中敬重的人。那个年代特别佩服英雄，不像现在崇尚“戏子”。

六、失火

在场区201医院时，用电是定时的，晚上9点或10点就停电了。没电时，我们用蓄电池点一个小灯看报看书。记得那是1976年1月8日之后，周总理刚去世，我们含着热泪在昏暗的自制小灯下看“参考消息”上刊登的各国人士写的纪念周总理的文章。周总理的生平那么令人感动。他的为人处世是那么伟大，让人不禁潸然泪下。同住的还有周少丽，因为是大医疗队，没有自制电灯，点了一根蜡烛看书。当时我和乔克刚入睡，周少丽到外屋和住在外边的何莉说几句话也准备休息。忽然她们感觉里屋亮了，到里屋一看，蜡烛倒了。我们当时因为风沙特别大，支着蚊帐挡土。蜡烛倒后顺着蚊帐烧向糊着报纸的墙边，又向顶棚烧去。

周少丽和何莉忙着叫我和乔克醒醒，我俩那时刚入睡，叫也叫不醒。何莉一看不行，冲到我们对面X光室的张大夫那，大叫“着火了！”张大夫眼急手快，端着一盆水就冲过来，扑灭了快要上房顶的大火，接着拿皮大衣扑灭了余火。

这时我和乔克才被惊醒，乔克抱着衣服跑到外屋不知所措，我也吓得反不过神来。

等惊吓过了，大家又笑成一团。何莉，周少丽笑我俩睡得太死，叫都叫不醒。也庆幸张大夫住在我们对面，否则大火一旦上了房顶，这一排房子就火烧连营，因为都是席子篷的房顶，非常易燃，想起来就后怕。

失火除了被子浇湿外，皮大衣也因扑火烧焦了一片毛。哎，太庆幸有男战友住在对面了。  

七、546医院东边的渠（马兰雪水河）

新疆是个缺水的地方，记得我多年后参观吐鲁番的坎儿井，直赞叹新疆人的聪明，能干。那是一种人工修的地下暗河，工程相当巨大，真是巧夺天工，是人类对抗大自然的杰作。

我们546医院东边有一条用大块鹅卵石砌成的水渠，据说水来自于天山溶化的雪水，由于穿过乌什塔拉，原叫“乌什塔拉雪水河”，由于部队进驻，战友们改称“马兰雪水河”，这名称还是一班战友邹志英提供的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渠还有这么好听的名字。这个渠不宽但水流湍急，渠水非常凉。那时也不知道珍惜这渠，现在回忆起来，这渠水是非常珍贵的。

当上新兵，什么都发。每月津贴8元，记得买过的东西有一个搪瓷脸盆，蓝色的，盆底有些花的图案。

有一天，不知是脸盆有点脏还是怎么的，我突发奇想，想到渠里洗洗脸盆。我当知青时常在家乡的小溪边洗自己及哥哥、堂弟的衣服，印象中小溪水流潺潺。这次拿个脸盆逆水朝下一放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脸盆脱手而飞，顺流向下快速漂去，只听得乒乒乓乓一阵乱响。我急得大喊：“脸盆冲走了，快帮我截住呀！”下游有战友帮我把脸盆捞上来了。等我拿到手中，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的脸盆了。原来崭新漂亮的新脸盆已磕得千疮百孔，搪瓷盆内外瓷磕掉了无数，到处是圆形的疤痕。新兵那时也没钱，心疼坏了！哎呀，这天山下的渠水真厉害，让我一下长见识了。可不能小看它呀，这个湍急的水流速太快了！这个破脸盆，后来我找油漆把黑色的疤痕全复盖了，但漂亮的花图案没了。好懊恼！这个破脸盆陪我度过了部队五年的生活，一直没舍得换，说实话也没钱换呀。

王丽霞、李玉玲后来都曾重返546医院旧址，据她们说水渠还在。那湍急巨大的流速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了。

八、看电影

在戈壁滩的5年里，娱乐活动很少，要有个什么演出呀，大家都着急着去看。除了这些少数演出外，剩下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了。我们这批兵出了好几个电影放映员，像刘永红、孙阳、贾亚霄等都当过播音员，也学过放电影。

记得当新兵时，集体排队坐在背包上看电影。有时在546医院大礼堂放电影时，还有兄弟连队一块来看。映前赛歌，很有特色，大有分不出高下不罢休的劲头。

我最难忘的一次，是隆冬时节在546医院大操场上放露天电影。那时冬天非常冷，下雪后地上的雪就不会化了。地上总是踩得实实的一片雪原，我们上下班都是踏雪而行。记得当时好像是每周或隔周就要放一次电影。这时候我们都是老兵了，也不用坐背包了，早早从科里搬个板凳去占好位子。

我记得，我们感觉最佳位置是放映机前方。那是最中间，有时还可以看到放映员换片，跟她们学点知识。知道了要换片前，影片的右上方胶片上会出现白点，那是提醒放映员要准备换片了。

放电影前，操场上耸立的二根大木棍上挂上了屏幕。我们全副武装：军皮羊毛帽子、棉衣、棉裤、大头鞋，外穿羊皮军大衣，提前坐在满操场踩得溜光铮亮的雪地上。那时候就那样抗冻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

记得有一次看着看着下起大雪，鹅毛大片纷纷扬扬，操场上本来坐得满满的人群慢慢都抗不住散去了，我和李珠（隐约记得，不太准）一直舍不得走，把军帽的护耳拉下来，坚持看完电影。最后就剩下我们俩再加上放映员。放映员必须把这一盘放完才能收工，我俩就坚持到最后陪着她们，直到停演。

现在想起来，如今给我发钱我也不会坐在冰上看电影。电影院就在我家对面，我都难得去看一次。但那是青春时代才有的经历，告诉现在的下一代他们会感到奇葩。我们同龄的战友啊，这种当时的常态一去不复返了。 

九、採茵陈

记得在546医院儿科时，初春青草刚发芽，有一个任务是到戈壁滩去採茵陈。

我虽然当过知青，会干点农活，但从没有採过中药。科里布置了让大家下午都出去採茵陈，我就犯愁了：第一，不认识茵陈；第二，茫茫戈壁到哪儿去找啊？于是我就跟上小儿科的王海玉护士，跟她当小跟班。

王护士是63年那批的天津护士，每天都是笑嘻嘻的，从来没有发愁事。她有两个儿子，都是长得虎头虎脑。小儿子更帅气点，用王护士的话说，浓眉大眼还有一对招风耳。

我们跟着王护士向茫茫戈壁滩走去。春寒料峭的茵陈刚露个小芽，想要採下来很困难，採很多棵也不够一把。我们提个小篮子，要採满一篮子真比登天还难，没办法还是只能尽力找……。

天慢慢擦黑了，茵陈也只铺了个篮子底。这可怎么办？我们说把根也多拔点，赶快回去吧。照此运作，总算把篮子装满了。

提着战利品回到科里，大家也各自回来了。记得说南方话的胡玲娟护士、刘兰丛护士採的茵陈又大又好。小儿科刘教导员一本正经地拿个秤在那秤重。看到我们採的说，“你们这可不能算数呀，根太多了！”吓得我们想笑也笑不出来了！唉，戈壁滩上真不长茵陈呀。从此，我记住了茵陈这味中药，记住了茵陈大枣汤治肝炎，也认识了茵陈的幼苗。  

 十、当营业员

在干部食堂做饭做的好好的，突然有一天食堂的管理员找我谈话，说546医院服务社有一个营业员要生孩子了，需要有个人去暂替她的工作，和我谈话让我去当营业员。

当时我也没考虑我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，糊里糊涂的就上任了。

当时服务社有一个男兵班长是负责人，营业员有二个，一个小何、一个小赵，都是医院职工的家属。小何是辽宁锦州人，管理卖百货日用品；小赵管糖烟酒；余下就是我管的一摊，相当于大杂货铺，有白糖、盐、花椒大料，反正也摆了满满一屋子。每周还卖一次肉，卖肉时管理员、班长都来帮忙，他们负责把整片猪分成块，我负责称重，用算盘计算多少钱（那时候可没有计算器呀），收钱。因每周就卖一次肉，每次外边干部们都排成长长的队，等着买肉。这个打算盘是我们小学学的，我当时挺喜欢这门课，算盘也打的不错，没想到那时候用上了，可能准确性还行，管理员也放心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来做，现在想想也挺后怕的。因我每笔买卖都要报数，后来还有医院的干部对我说，我的声音清脆柔和，很好听的。

营业员好当，就怕盘点，你想啊，大秤进小秤出，一到盘点我就害怕，怕对不上账，很烦恼呀！

办卫训队的房子终于盖好了，我们这些到后勤的兵都统一去上了546医院的卫训队，我也去学习了。据说还有个小插曲，基地后勤部的干部有次去医院，看到我穿着军装在服务社工作，问医院领导，你们女兵是不是用不完了？怎么这还配了一个。这一句问话把我解放出来了，我才得以上了卫训队，三个月训练完后，被分到了小儿科，和我们徐丽霞班长一个科了。

我的服务社营业员的工作就这么结束了。我战友的女儿80年代给我讲笑话，还说她父亲经常把去商店说成去“服务社”，这是对部队的记忆啊。

我这一生啊！“工农兵学商”干全了，难得的还真干了营业员卖起货物来了。